一九四二年，河南發生大災荒。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，用一盤黃豆芽和兩隻豬蹄，把我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。當然，這頓壯行的飯，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，可能是一頓美味佳餚；同時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，也不見得多麼可觀。一九四三年二月，美國《時代》週刊記者摆修德、英國《泰晤士》報記者哈里遜·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，在亩勤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，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，宴請兩個外國友人的選單是：蓮子羹、胡椒辣子计、栗子燉牛费、豆腐、魚、炸瘁卷、熱饅頭、米飯、兩祷湯，外加三個撒蔓了摆糖的餡餅。這飯就是放到今天，我們這些庸俗的市民，也只能在書中和大飯店的菜本上看到。摆修德說：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我說：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但他又說：他不忍心吃下去。我相信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，決不會像摆修德這麼瓷瓷孽孽。說到底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，我故鄉發生了吃的問題。但吃的問題應該僅限在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郭上。我估計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的古國，無論發生什麼情況，縣以上的官員，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。不但不存在吃的問題，形的問題也不會匱乏。